日本近代作家中受洗為天主教（基督教）教徒的不在少數，嘗試以在教會中所獲得的經驗來作為創作詩、小說的基礎。例如島崎藤村、德富蘆花、有島武郎、國木田獨步、正宗白鳥、志賀直哉等，其雖於少年時受洗，但是後來大多受日本獨特之生命觀或自我主義影響，而回歸於佛教、古神道的世界之中。尤其是明治時期的初期和中期，受到西方文化思想之啟蒙或受到浪漫主義「倫理感」驅使而入教的作家，更往往在其文學地位提高或對現實人生有另一層體悟後脫離教會。至於著名的芥川龍之介與崛辰雄的作家均對天主教有深入的了解，而崛辰雄之後一直到太宰治的作家則是明顯地受到基督教的影響。至於將天主教（基督教精神）與文學之關係視為嚴肅的課題並加以討論，則是得等到二次大戰之後的椎名麟三與遠藤周作等現代作家。
遠藤周作 (Shusaku Endo) 屬於日本戰後文學的「第三代新人」，所謂的「第三代新人」大都出生於1920年代，在烽火下度過大學生活，並曾以「學生出戰」的號召上過戰場，戰後回到學校完成學業，畢業後才加入作家行列；或是未曾上過戰場的，但曾響應「勞動動員」的號召在工廠做過工，因此，他們的創作大都以日常生活為題材，探討何謂「家庭幸福」，和人在變化劇烈的時代中如何尋求生活意義等問題 。遠藤周作出現於日本文壇並非始於1955年以《白種人》獲頒芥川獎之際，因為於此之前，遠藤周作即以文藝評論，特別是以一位信奉天主教的文藝批評家的姿態出現文壇。在獲頒芥川獎之後，對遠藤周作而言，面對日本的泛神論與基督宗教的一神論之如何交會，及交會所產生的影響，是他主要所要探討的主題之一。他甚至也用了和服與西服的比喻(以日本人的身體穿上西服)來說明這種交會所產生的衝突。做為一為日本人的基督徒，他也曾經考慮過要經這件西服脫掉，但最後還是棄之不去。其中理由當然也包涵了對母親的愛等等，所以遠藤周作開始思索和服與西服的調和問題，這也是他立志作為一位天主教作家的文學原點。
「母性宗教觀」
在最早期作品《白種人》 中，遠藤周作提出的是在擁有悠久之神的傳統世界中，神對白色人種而言有何意義？之後，接續而下的《黃色人種》，則稍進一步地探討日本人與西方人對神的接受，以及對罪的意識之不同和日本人對基督教的距離感等問題，所以在此一階段中，遠藤周作所關注的焦點在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一神與泛神的對立以及日本人對基督教的距離感。繼之而作的是《海與毒藥》，其主題為關於日本人缺乏罪的意識。這裡所謂的罪並非指一般法律上所探討的罪，而是要承認神的存在並且因此產生宗教上的罪的意識。之後則是膾炙人口的作品《沉默》(Silence, 1966年出版)，其主題為關於基督教在日本扎根的問題、東西方文化之差異等一貫主題，遠藤周作在此作品中也開始討論「母性宗教觀」。
昭和三十七年七月從病床生活中解放的遠藤周作，開始研究日本切支丹史，並在昭和四十一年完成得到第二回谷崎潤一郎獎。在《沉默》中，遠藤周作將主人翁心中的父性宗教的耶穌基督(意即權威榮耀的君王等) 從嚴父化成慈母，變成母性宗教(如：受苦受難、百般忍耐、堅苦卓絕等)的基督，這就是《沉默》所述說的主題。
《沉默》所述說的主題
在《沉默》一書之前，遠藤周作的角色都在此衝突矛盾中翻滾掙扎，為追尋答案而粉身碎骨。可是在《沉默》結尾，羅德里哥邂逅了慈母般的基督，也因此成為遠藤角色中，第一個能確知答案的人。我想讀者不會忘記《沉默》書中的幕府官吏井上筑後太守，一位天主教徒的壓迫者。他為天主教徒，因此十分了解教徒的生活和心理。他無所不用其極壓迫教徒背棄信仰，其手段包括使用「穴吊」之刑法，和迫使教徒踏踩耶穌畫像。此外，他又善於詭辯，井上筑後太守和羅德里哥的對話亦是《沉默》一書的高潮，井上的日本觀亦是呈現遠藤對日本的神性－即日本的民族感性－的反省與批判。除此之外，遠藤的關注亦涉及「日本人的原罪意識」、「弱者權利之恢復」和「生存之神聖化」等諸般問題。
遠藤周作許多作品－如小說《海和毒藥》、《棄女》、《母親》、《影子》、《死海之畔》、《侍》、《槍與十字架》(具特洛崎部傳)、《耶穌的生涯》、《基督的誕生》等，在在表達了一個主題：天主教的日本化。 套句遠藤在<不合身的西服>這篇隨筆中的妙喻，他談的是如何將不合身的洋裝(天主教)改為適合日本人穿著的和服。今日廣大階層的日本人(不論天主教徒或非天主教徒)之所以喜歡遠藤周作的作品，和遠藤周作這種主張有很多密切的關係。作為一個日本天主教徒，遠藤周作所扮演的角色是極為特殊的。第一：遠藤周作從未隱藏他天主教徒的身份，自<諸神與上帝>以來，他始終表明這個立場，並以此立場，代表他做為一個作家的發言據點。第二：遠藤周作是日本「近代文化」(包括天主教)的批判者。第三：對於非天主教徒的日本人，遠藤周作努力扮演一個天主教啟蒙師的角色。在其作品中，遠藤周作不厭其煩地描繪日本人心中的耶穌形像。顯然，這些作品是遠藤周作探討天主教真義的成果；藉此，遠藤希望日本人能夠認識正確的天主教、耶穌思想和基督信仰。
在《沉默》中遠藤周作所要強調的除了基督信仰在日本社會的紮根問題，東西方文化差異等一貫的主題外，與以往不同的是「母性宗教觀」。為了讓一般人較容易接受耶穌基督，遠藤特別強調新約聖經中神的「母性性格」，烘襯基督犧牲自我，十架救贖，寬恕慈愛的精神，將母性宗教溫柔婉約的一面呈現在基督信仰裡。
《沉默》的後半段囊括了所有有關宗教移植問題的哲學爭辯，剖析西方基督宗教傳統和日本多神（泛神 "pantheistic" views）教文化傳統的神的種種矛盾衝突。文中羅德里哥以前的老師—叛教者費雷拉神父(Ferreira)，聲稱基督教(天主教)的神無法在日本生存：
這個國家是沼澤地帶，不久你也會明白的，這個國家是比你所能想像的更可怕的沼澤地帶。無論什麼苗，種在這沼泥地，根就會腐爛，果子枯黃。我們也曾在這沼澤地帶種植了天主教的苗。……那個時期這個國家人民所信仰的，不是我們的神，而是他們的神。……在這國家我們建立的教會裡，日本人所祈求的不是基督教的神，是我們無法了解的變相的神……。恰像蝴蝶掛在蜘蛛網上。開頭確實是一隻蝴蝶，但第二天，只有外形，翅膀啦﹑身體啦，還保持蝴蝶的樣子，事實上已成為屍骸！我們的神在日本剛好和被蜘蛛網絆住的蝴蝶一樣，只有外表和形式是神，實體上早已變成屍骸了。（註一）
不夠纖細敏銳的讀者或會以為這一段文字證明基督教文化無法在日本內生根成長。然而羅德里哥的命運本身就是對費雷拉神父這種論斷最直接的反駁。叛教的費雷拉神父堅持基督教信仰的內在本質無法生存在日本境內，只有枯骸似的外表有幸殘存。但是，羅德里哥卻藉棄教的行動，毅然決然地揚棄基督信仰的「軀殼」，內心裡卻因此更深刻地領受到信仰的真義。遠藤周作或許暗示，羅德里哥積極地獻身，就如同耶穌交付自己的身體，換取靈魂的永生—羅德里哥追求的正是如此。在羅德里哥和費雷拉「本質」和「表象」的爭辯中，一般不可遏抑、可塑性的大文化洪流，與「宇宙性」教會不屈不撓的教規相遇相融。
人間深河--基督信仰的生命力
一九九三年發表的《深河》 (Deep River)，更是被一般大眾尊成遠藤文學集大成者，其最大特色是宗教思想的辯証，輪迴轉世觀念與泛神論式信仰再度被提出討論。轉世(轉生)原是佛教思想，基督教裡談的是復活，遠藤周作將這兩樣東西方宗教的精義融合，一神教與泛神教並非截然對立。很顯然地遠藤周作對於神的思考，強調的是宗教之間共通的精神愛，而不是有形制度上的框架或「形式」、「儀式」等。在之前的作品中，遠藤周作似乎對東方的泛神論式信仰持較否定或較基督教低劣一些的見解，然而在《深河》裡，遠藤周作首次且正面提出肯定的看法，提出基督信仰裡也包含泛神論式的因素在內的見解，一如書中大津(Otsu)認為神不只是存在於歐洲的天主教，也活在印度教裡、活在佛教之中(註二)，遠藤周作的「神」，從基督信仰的神，轉變為「偉大而永遠的東西」，亦即可以是佛教的神，也可以說是印度教或回教的神，打破「制度上、體制化的宗教」，而朝向「根源」追尋的嚴肅課題，以「愛」為辯証焦點，從亞洲式的自然之「母」 中尋找。恆河在此被賦予形上的意義，正如書中所言: 「河流包容他們，依舊流呀流地。人間之河，人間深河的悲哀，我也在其中。」救贖之徑無他，唯有超越任何形式與制度，以謙卑出發，背負十字架，化解嫌隙，以愛心付諸行動去照顧眾生。只要人人不分階級、膚色人種，以基督信仰為依歸，探索內心愛的源泉，充分實踐基督仁愛、包容精神，發揮最大的影響，呈現基督信仰的生命力，見證生命之源依然甘甜芳香。
遠藤周作積極肯定人性的善良，人不管經歷了多少戰爭的折磨，挫敗的痛苦，
歷經種種生命磨難，都有復活的希望。救贖之路在於無私，在於關愛眾生。這樣的胸懷有別於無語的沮喪，有別於犬儒式的刻薄，更有別於戰後日本小說家的自我否定。遠藤的作品肯定了人類面對人世險惡、磨難、背叛、肉體凌遲、背教而不挫的希望。透過其作品，讀者也深刻了解到以前日本文學所未揭露的「真實人生」和「人生意義」，也看到了靈魂至聖(深)處體悟的形而上的「存在秩序」，亦即「神」的存在。
(註一) 參見《沉默》Johnston譯本，頁二三七﹑二三八﹑二四0﹔朱佩蘭中譯本，頁一六九﹑一七一。
(註二) 參見《深河》林水福中譯本，臺北: 立緒文化出版，一九九九年八月。頁二四四。
發表於2000年11月18日輔仁大學宗教學系主辦的「宗教交談」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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